筆者認為：“書面說明”達不到法律所要求的“明確說明”的程度。
中國保險監(jiān)督管理委員會于2003年05月20日在題為《關于機動車輛保險條款的性質(zhì)等有關問題的批復》(保監(jiān)辦復[2003]92號)中明確指出，《保險法》和《合同法》在規(guī)定有關說明義務的同時，并沒有具體規(guī)定說明義務的履行方式，但一般來說，僅僅采用將保險條款送交投保人閱讀的方式，不構(gòu)成對說明義務的履行。
根據(jù)保監(jiān)會的文件，以及《保險法》和《合同法》的有關規(guī)定，被申請人的“書面說明”顯然達不到法律所要求的“明確說明”的程度。
仲裁
哈爾濱仲裁委員會經(jīng)審理認為，本案爭議的焦點有二：一是舊辦法在已經(jīng)失效的情況下，能否通過合同約定使其繼續(xù)有效，從而適用本案的保險理賠；二是最高院研究室《意見》能否適用于本案的問題。
仲裁委員會認為：
一、《道路交通安全法》于2003年10月28日對外頒布，最高院《解釋》于2003年12月26日對外頒布，二者都明確規(guī)定生效日期是2004年5月1日。前者是法律，后者是有權(quán)解釋，具有法律效力。法律預先頒布的最主要、最實際的意義就是使法律關系主體能夠預先知道法律的變化，并在有所預見的前提下對法律行為作必要的調(diào)整和反應。本案中，保險合同是2004年3月27日簽訂的，是在新法和最高院《解釋》頒布之后，生效之前，保險公司作為格式合同的提供者，由功能強大的、背景支持有力的營業(yè)組織，有更多的義務充分認識、預見到舊辦法失效的同時，新法和最高院《解釋》生效的法律意義，特別是權(quán)利、義務、責任上的差別，并將這種意義和差別反映到保險合同或保險合同的訂立過程中去。在本案的特定情況下，保險公司有義務在與投保人簽訂格式保險合同時，將因法律變化所可能導致的風險責任增加部分的免除，特別告知投保人并加以明確說明，保險公司也可在訂立保險合同時，將保險期內(nèi)以上法律失效、生效前后的保險費分段計算，保險公司沒有權(quán)力在沒有事先特別告知并明確說明的情況下，通過格式合同預先免除因法律的變化所增加的保險責任。
本案中，保險公司在保險合同中未將《中國人民保險公司機動車輛第三者責任保險條款》(以下簡稱《保險條款》)第25條列為責任免除條款，當然也就未能對投保人特別告知和明確說明。但在本案的特殊條件下，第25條恰恰是格式合同中事實上起到免責作用(部分)的條款，保險公司未在訂立格式保險合同時履行明確說明的法定義務，依據(jù)《合同法》第40條、《保險法》第17條，該條款就不應產(chǎn)生效力。
二、仲裁委員會認為，最高院研究室《意見》并不是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釋，該《意見》僅是最高院的內(nèi)部研究機構(gòu)的意見，不是有權(quán)解釋，保險公司以此作為答辯理由的法律依據(jù)不充分。
因此，裁決保險公司給付百通公司保險賠償款77071.99元。
(作者單位：黑龍江高盛律師事務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