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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黨政領導干部辭職暫行規定》僅將官員工作上的職務行為造成的損失、影響和應負的責任作為辭職之“咎”，至少忽略了現實中另外存在的三種“咎”：1、與工作相關，如不能勝任工作或民意極差的；2、與個人言行相關，如具有違背社會公德或法紀規定、或與其領導干部身份不相符的個人言行導致影響敗壞的；3、與廉潔從政相關的，如嚴重違反廉政紀律造成重大影響的。這三種情形同樣使官員失去繼續擔任現職的公信力，有必要而且應當引咎辭職。這既與引咎辭職的國際政治慣例接軌，也要現實的迫切需要。 引咎辭職作為一項重要的政治制度在我國的政治生活中已不是一件陌生的事，作為從嚴治黨治政的重要舉措，從制訂到實施要一以貫之。依筆者看來，引咎辭職的適用情形應體現兩個方面的從嚴，一方面，即便不構成黨紀政紀處分和法律處罰，也可以引咎辭職；同理，不要以為引咎辭職了，就可以不給黨政紀處分和追究法律責任。另一方面，不單包括領導干部工作上失職失誤，還要包括工作之外的個人言行和自身形象。 從嚴治黨治政不是一句空洞的政治口號，需要在制度建設和反腐敗實踐中落實到位。我們有一個觀念誤區，以為給予了黨紀政紀處分就算作是從嚴處理。其實，黨紀政紀處分分為多種檔次，只要不涉及撤銷黨政職務的處分，都只是小處分，并不一定會引起被處分人的重視，其更在乎官職是否保得住，官帽是否戴得牢。當黨政紀處分不足以撤銷其黨內外職務時，引咎辭職和責令辭職作為黨紀政紀的重要補充，可以發揮出權力問責在從嚴治黨治政中的積極作用，使不再適合擔任現職的官員離職而去。這比那種小處分更能讓一些不負責的官員感到“如芒刺背”。 今年以來，原中國石油天然氣集團總公司馬富才、原北京密云縣張文、原吉林市長剛占標相繼引咎辭職；安徽省阜陽市副市長馬明業、市工商局長周毅生、市衛生局副局長丁麗玲不單被給予黨內嚴重警告處分、行政記大過處分，而且分別被責令辭職，這些根源于工作失職、失誤而引起的引咎辭職和責令，明確地向官員發出一種信號：權力是一種責任，也是一種負擔，濫用權力和不負責的不作為將受到嚴格拷問。然而，也必須重視《黨政領導干部辭職暫行規定》中對引咎辭職規定的疏漏，使一些不再適合任職的官員成為引咎辭職的例外，也使得引咎辭職的效力大打折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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